事实上，此案审理和判决有太多方面根本不符合常规的法律人思维了，[62]但恰恰因此才配得上伟大。

国家立法对职业自治的压缩可见一斑。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

[12]毛发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高校保卫组织的发展变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增刊，第22—24页。但是，十多年来我国大学校园安全问题也不断凸显。但拘泥于当时的法治建设水平和许多大学是公安处设置的现实状况，法律上的职权变迁并未给当时不太规范的执法实践带来多大冲击。最后，美国校园警察执法权的取得因公立和私立大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公立大学校园警察的执法权依照法律自然取得即属职权取得，而私立大学的校园警察的执法权要经过地方警察机关的考核并经过宣誓后才能授予即属授权取得模式。两所大学的警察在其所在大学四英里区域范围内享有和地方警察同样职权，当遭遇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时大学警务队也可以请求地方警局协助处理。

[7]《学生杀老师是文明社会的悲剧》，载《新京报》2008年10月30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大学自治的核心要求是其为了作为学术中心维持旺盛的真理探求愿望，能够深入研究、教授专门的学术，保持自由且创造性的专心研究的气氛和与之相适应的校园环境及条件，因此需要极力排除与此互不相容的来自外部的干涉，特别是凭借权力的干涉。两所大学的警察在其所在大学四英里区域范围内享有和地方警察同样职权，当遭遇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时大学警务队也可以请求地方警局协助处理。

因此，与其说是大学行政性规章因违法而无效，毋宁是国家立法没有兼顾自治分权而违宪。该《决定》明确指出，……各该部门的保卫工作机关，同时亦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经济保卫局及各级公安部门派出的代表机关，执行国家公安机关的权力。其中，对大学秩序形成权理论的误读、警察权校园配置的缺失以及二者关系的非理性安排，无疑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4]参见许育典：《法治国与教育行政——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2002年5月版，第339页以下。

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市、县公安局、公安分局裁决。[16][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宁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版，第11—12页。

考察对象中公立大学100%施用驻卫警察，私立大学明确施用驻卫警察的占57.1%，明确没有使用的28.5%，考察未明学校1所，约占14%。于此同时，大学开始组建隶属于自己但已经没有警察执法权的内保机构，大学保卫组织也基本完成了社会化。[34]美国校园警察体制呈现出如下制度特征：其一，在校园警察机构名称上，有的大学称之为警察局，有的称之为公共安全部，有的将二者结合起来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作法，如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因现行犯及其他通常的犯罪搜查而行使警察权，既使作为大学也不享有治外法权，也没有能够拒绝警察行使职权的其他根据。

综上，打破国家单一权力观，逐步确立国家—社会二元权力观，并实现国家权力和自治权的合理分离与对接，赋予自治主体社会秩序的更大形成和塑造空间，是问题得以解决的不二法门。同时，校园警察的警械装备按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的级别标准办理，经费由驻卫单位财政列支。注释:[1]本文所称的大学并非只限于以探究高深学问为目的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是包括全日制大学、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在内，几乎与高等院校的概念同义。这样，两委在辖区秩序管理方面因措施软化处处碰壁。

至此，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双重领导的体制下，我国大学保卫组织最终实现了警察化改造。（二）进驻模式进驻模式实际上是2002年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规定模式的翻版。

1、英国的大学安保社会化就英国而言，由于深受普通法精神的影响，警察基本实现了国家化即保持政治中立性，其不依附于任何团体和个人，扮演着正义执法者的角色。不过，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予接受，有学者指出，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研究或其成果发表之间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权不在大学，而是由国家警察行使，势必有警察权滥用之嫌，从而侵犯大学的自主性。

并且，凡是排拒在外而欲强行进入大学及其设施并造成严重后果者，还应以犯罪论处。21所公立大学每594名师生就有一个驻卫警察。据此，我国大学开始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内保组织即保卫处（科），维护校园正常教育秩序。[31]二战后，在学校是在校学生监护人理论和服务行政理念的双重影响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警察更加注重了其对师生的社区服务职能。[30]但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部分古老大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经过了令状授权，却个别化地享有保有并领导校园警察的特权。《各机关学校团体驻卫警察设置管理办法》第9条之规定：驻卫警察隶属于驻在单位，执行勤务受当地警察局的指导监督。

第三，大学体制和学术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当局必须在校园安全管理中处于主导甚或领导的法律地位，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创新体系和社会良心守护的自洽性。也正是这样的背景，1965年现代校园警察(Modem Campus Police)制度在美国普遍建立。

继承文革前17年的作法，校园警察在大学辖区内享有除危害国家安全罪侦办权以外的所有警察职权，即包括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执法权。《巴黎师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第21条规定，校长是学校内部安全和秩序的负责人。

同时，通知还对大学保卫机构的职责予以了明确：保卫机构维护校园秩序，特别是要维护教学区、学生宿舍区的秩序，……要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和协助处理学校内部发生的治安纠纷、交通问题。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的成功经验，未来的校园警察纳入人民警察警衔制度体系，但受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的领导，其薪酬福利在学校财政中列支，其人员编制纳入学校体制，人事关系由学校管辖，但其晋升和待遇按《人民警察法》和《公务员法》对待。

目前英国大学安保工作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由保安公司来承担校内安全管理的做法已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学术这一孤独的自由决定了，所有的制约必须满足真理探究的自由、自主和中立，必须以不影响多元价值公平竞争的大学环境的维护为边界。其三，公安派出所和大学保卫机构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两个机构分设、两个职能分立、两支队伍分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公共安全与秩序的保障，必须出台诸如《校园安全法》重要原因。

男性身高165公分，体重50公斤以上，女性身高160公分，体重46公斤以上。我们以英国、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简单介绍如下，以便寻求规律、把握未来发展方向。

[4]《马家爵落网不是最后答案》，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17日。各大学在设置驻卫警察的同时，一般还设置保安小队辅助驻警工作。

另外，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两委是乡村内和居民区内公共事务管理的自治组织，然而，法律并没有赋予两委干部如村主任地方公务员的身份，也没有肯认村规民约以广义法律的地位，更是完全剥夺了两委有限的征税权和处罚权。国家立法对职业自治的压缩可见一斑。

必要时大学也可以委请警察教育机构统一招考。然而，国务院至今尚未出台一部有关大学保卫工作及其组织形式、职权配置的规定，从而在保卫组织完全社会化的理念下，导致了大学公共安全治理的法治真空，也使得大学安全隐患重重。这既符合大学自治的内在治理构造，又是学术自由的必然要求。比如，根据英国1825年出台的的《大学法令》（Universities Act 1825），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有权任命20—30名警察（constable）并组建为校园警务大队（ constabulary）,警务大队的日常管理有学监(Proctor)负责。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校园交通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根据家宅权理论，未来的校园警察还应该享有从交警主管部门剥离出来的大学辖区交通安全的执法权，以便顺应汽车时代到来引发的冲击。国家公安派出所和大学内保组织二元并存的格局就此形成。

第一，我国有着文化、经济保卫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实际经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陆大学保卫部门事实上就是公安机关的特殊形态，有着安全治理体制转型的雄厚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基础。上述所有问题的症结，无不在于国家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配置上的错位与失衡。

并且该法第 3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条例。于是，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破除国有企事业单位体制性特权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